我没有亲眼见过叶圣陶和陶行知，的确不太分得清楚这两位教育大家。我只知道两个人时代相同，又同样在教育行业有一番建树，名字还有几分相似，因此以前特别容易混淆了两位教育先哲，让各位见笑。

叶圣陶

陶行知

后来，因为有感于教育界盛行的“三颗糖”的教育故事，我特意去查了查典故，又大略检索了一下两个人的人生履历，这才将两个人完全分开。

是的，一切都要从“三颗糖”的教育故事说起。原本这个故事或许就比较魔幻，而今放到这个“糖尿病”高发的现实里，对教育肌体的健康发展不但没有裨益，反而更会加重其负担，进一步击倒教育。

重述这个故事——

某日，陶行知先生在校园里巡视，正好看到一名学生用石头“招呼”自己的同学，就赶紧厉声制止。因为自己还有一些巡视任务没有完成，他就让这名学生稍后去自己的办公室接受再教育。

陶行知回到办公室发现这名学生已经低头肃立在办公桌旁，等候可能到来的疾风暴雨式的训斥。这时陶行知表现出了如下高超的教育智慧——

他从口袋里掏出第一颗糖果交到惴惴不安的孩子手中，夸奖道：“你能按照要求来到办公室，比我还早到了一段时间，可见你是一个守信守时的好孩子，这块儿糖果必须送给你作为奖励。”

孩子半是疑惑半是愧疚地接过糖果，陶行知先生紧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第二颗糖果交到孩子手中，说道：“我遇到你的时候，你正在和一名同学打架，但你非常服从管理，我让你停手你就停手了，这是尊敬师长的表现，所以这颗糖果也要奖励给你。”

此时的孩子在充满愧意的基础上一怔，有感于陶行知先生不但没有狠狠批评他、惩罚他，竟然还给了自己两颗糖果，顿时眼中噙满了泪水，几乎要哭出来。

陶行知先生不失时机地掏出第三颗糖果递到孩子的手中，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看到你这么难受，一定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为了表扬你知错就改的这个优点，我这里还有一颗糖果要送给你。”

送出了三颗糖果，陶行知一定还摸了摸孩子的头：“我的糖果已经送完了，你也受到了教育，这个错误不会再犯了，那就回去吧！”

在这个场景里，我们还不防脑补上一些细节：孩子一定不会爽利地接下糖果，陶行知先生一定是采用“塞”的方法才让孩子接受了糖果的馈赠。

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几乎可以和倪萍主持的《等着我》、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相提并论，都能把情绪调动到极致，共同上演一场眼泪的盛宴。

可是，去掉“感人”的外衣，这件事情的处理就真的那么经典，真的可以被奉为圭臬吗？

如果这个故事只是想达到单纯诗意的效果，像排练过的公益广告一样传达出一种道德高地散发出来的善意，那我认为没有问题。但如果一定要把它定位到一个可以复刻的、真实的案例的位置上，我认为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

首先引入我特别容易混淆的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做一对比，从中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在文字一开篇我就说过：我特别容易把陶行知和叶圣陶弄混淆。实质上，他们两个人所处的时代基本相同，年龄上几无差别；成名的范畴也有叠合——都有“教育家”的名号；地理位置同样相去不远：叶圣陶生于苏杭，陶行知的少年求学地也多是苏杭和南京。

当然，两个人的人生履历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叶圣陶的父亲是一家地主的账房先生，陶行知则来自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相较之下，叶圣陶的生活更加困顿一些，从草桥中学毕业之后就必须进入只有四名教师的言子庙小学任教，赚来工资补贴家用。坚硬的生活现实面前，他必须解决困窘的现实问题。

他看不起当时当地的报纸《大汉报》，但还是想借助这个报纸实现向上流动的志向，可惜的是人家并没有给他机会，他只能去做小学教师。

当然，现在的我们站在道德制高点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说得那叫一个灿烂：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怎么就不好了？

这里不妨抄录几句叶圣陶成名作《倪焕之》里的词句，您来品味一下他的心境——“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小学教员”四个字刺入焕之的耳朵，犹如前年听见了‘电报生’那样，引起强度的反感。”

他在写给中学同学，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求学的顾颉刚的信中，总是表现出浓烈的哀愁和不如意——“上课越觉无精神”“到校上课殊视为畏途”“勉力敷衍”和“如坐针毯”“时思引去”等“甚厌教”的情绪，甚至达到了“见诸生如见鬼魔”的程度。

这么说吧，如果在叶圣陶和陶行知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人作为今天教师现状的代言人，我一定会选择叶圣陶。

此时的叶圣陶非常真实，这种真实还会在一百多年后轮回，成为目下教师群体的写照。

当然，我们不要忘了，此时的叶圣陶就是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的叶圣陶，文名和成就将会散布四方。

陶行知就不一样了，在叶圣陶中学毕业、彷徨无计的时候，他可以愤而从杭州广济医学堂退出，辗转多个大学之间求学，并积极在校内活动，主编进步刊物《金陵光》，意气风发，挥斥方遒。

而后，他更是远渡重洋，师从多个现在仍然被专家们提起的世界教育名家，这就已经昭示着今后的金光大道已经铺就。回国之后，他所从事的教育规模，让叶圣陶难以望其项背，事事都是大手笔，践行着叶圣陶小说《倪焕之》中主人公实现不了的小小梦想。

如果打个比方，叶圣陶就好比是一个打工人（因此，两年之后就被四位老师“排挤”走了），陶行知则是拥有巨量资源的活动家。

活动家这个名号也不白讲，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和宋庆龄一起奔走，积极参与营救开罪最大BOSS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试问：几人能够办到？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差距：叶圣陶的气场远弱于陶行知——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眼界方面，或者是威势方面。

陶行知在自己是BOSS的学校里天生就有一种威严感，视野广阔，掌控一切。

那个“打同学”的学生面对他时，自然就有一种惧怕、敬畏的心理。换作叶圣陶就不行，他自己尚且卑微到“自身难保”，一切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自己又怎么可能表现出一种不怒自威的风度来？

与此同时，让这名学生惴惴不安的还可能有“被除名”之虞。那个时代求学可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一说，学生们不但需要雄厚的财力做支撑，还不能有丝毫厌学心理，始终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具体你可以参见一下萧红的《呼兰河传》，看一篇《手》的文章，看看那个可怜的王亚明就会和我有同感了。

也就是说，陶行知居高临下，掌握着一切主动权——如果胡萝卜不起作用，大棒可以保底。

除此之外，再请你留意一下其中提到的道具——糖果。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不要说那个时代，就是五十年之后，我们面对糖果不是照样如痴如狂吗？婚嫁之时的争抢糖果，往往让今天的孩子们难以想象。

那个时候战火连天，糖果的作用不单单可以提供能量，还是一种战略资源，陶行知可以随身携带，叶圣陶能够随身携带吗？出于经济实力考量，他恐怕很难很难做到。

任何物品只有放在当时的情景里讨论才有现实意义，不能完全割裂后再去讨论。现在你很难想象匹马束丝可以换来六个大活人，但却是被刻在青铜铭文里的事实。

“三颗糖”这种教育道具如果类比到今天，其价值即便不菲，也是平时不容易得到的一种商品，而不能是学生们已经弃之如敝履的东西。

目前的教育现实里，未成年人衣食无忧，盛行的各种保护思想已经没有底线。

我没有说保护未成年人不正确，只是说囿于大部分人“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而又不自知的现实，“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已经完全从许多父母的教育手册里剔除。不管出现什么匪夷所思的错误，他们都会用“他还是个孩子”来为自己的子女开脱，要求所有人都把自己的孩子当做皇帝来朝拜，这就完全错了。

在当今的教育现状之下，孩子们已经不渴求“三颗糖”的教育现实发生了，因为他们早就已经沉浸在“三十颗糖”、“三百颗糖”、“三千颗糖”的氛围之中，糖尿病都已经进化到一次小便都能吸引来一堆蚂蚁的程度了，还要再加“三颗糖”吗？

这么做的结果可能会引发一个后果：他们摸到了成年人的底牌，掌控了为所欲为的密码，动不动就把“我不活了”挂在嘴边。他们知道，此话只要一出，所有成年人就会噤若寒蝉。

举个真实的例子：前几天，魔都上海，一名十岁的孩子集中采集核酸时不听劝导，回家拿了菜刀回到现场。

被制止后，这位小少爷就躺在地上连踢带踹，叫道：“我不活了，我要让你们全都后悔！”

整个过程中，他的父母、爷奶保持旁观状态，并没有阻止孩子去拿菜刀等一系列动作。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这把菜刀挥起来，他们会不会阻止呢？大概率也不会。

一个例子不够分量的话，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时间也不久远，都是今年七月份的事情：福建三明，一名看起来七八岁的小男孩儿向一名冰粉摊主索要两份免费冰粉品尝，摊主息事宁人，给了他几颗糖果。然而，小男孩儿并不满意，继续向摊主索要。在被拒绝之后，更是直接动手翻动小摊上的物料自己寻找，丝毫没有敬畏之心。

面对摊主让其把爸爸妈妈叫来的要求，男孩儿蛮不在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现场。

据旁边一些店主反映，这个男孩的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也经常向旁边商户索要商品，其家长并不干预。

再回溯以往的话，我怕出离各位认知的例子更多更多，我怕你的下巴会掉下来，所以暂时就不再罗列了。

看到这里，你觉得叶圣陶“三颗糖”的故事放在今天还有效果吗？

最后再来看看今天刚刚登上热榜的一则消息——

浙江湖州，一名12岁的男孩儿趁父母不备拿到了越野车的钥匙，带着自己的妹妹将汽车开上G25高速，仅仅凭借着游戏里驾驶模拟汽车的经验，以公里的时速狂奔一个多小时。

面对这则消息，你还能淡定吗？你还会递上三颗糖果吗？

反正，我在下面看到大量这样体式的留言：他还是个孩子，打两个小时就可以了，不要过分了。

实际上，这种留言是一种“亡羊补牢”的觉醒。

你有什么意见吗？您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几颗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