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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拙搜寻已被记录，但大多未被看过的好故事

以谨慎的态度甄选

以达到续命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有一部电影叫《桃姐》，片中一个保姆伺候了雇主家老少四代人。60年中，她没有个人生活，也没有家人朋友。对她而言，雇主是她唯一的“家人”。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洛拉的保姆。准确来说，洛拉并不是保姆，而是作者家的奴隶。

18岁那年，她作为“礼物”被送给作者的母亲，随后跟随这家人离开菲律宾来到美国。

邻居眼中，这是一个有教养的模范家庭。他们不知道，有个女人作为奴隶，在厨房里藏了几十年。

几十年来，她常受到女主人的打骂，没日没夜的干家务，却从没得到过工资。

父母离世时，她两次想回家，都被主人拒绝。她从没看过医生，牙齿一颗颗烂掉，就靠吃止痛片续命。她一生没有恋爱，直到80多岁，还没和男人有过亲密接触。

但对作者而言，把自己带大的洛拉才更像是自己的亲人。

因此，他会为了这个卑微的“奴隶”，和自己的母亲争吵。母亲觉得，她的孩子被偷走了，于是变本加厉地去使唤这个奴隶......

故事名称：我家的奴隶

故事编号：天才精选

故事来源：政见CNPolitics

事件时间：年-年

我家的奴隶

阿列克斯·提臧/文

她的骨灰装满了一个烤面包机大小的黑色塑料盒子，重三磅半。

去年7月，我用一个帆布口袋把这个盒子包起来，装在行李箱里，横越太平洋，飞去了马尼拉。我要从那里坐车去一个小乡村，去把这个在我家为奴56年的女人的骨灰交出去。

她的名字是尤多西娅·托马斯·普里多，我们都叫她洛拉。她4英尺11英寸，有着摩卡咖啡般深棕色的皮肤。我最初的记忆正是她那双杏仁眼，望进我的眼睛。洛拉18岁那年，外祖父把她当作一个礼物送给了我母亲。当我们举家迁往美国时，我们把她带着一起走了。没有比"奴隶"这个词更贴切地概括了她的生活。她比所有人都早起，比所有人都晚睡，准备三餐，打扫房屋，伺候我的父母，照顾我和四个兄弟姐妹。我父母从来没有付过她工钱，并经常责骂她。她没有脚链，但也差不离了。无数次在我半夜起来去卫生间时，会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歪在一堆衣服上，手里还紧抓着一件叠了一半的衣服。在美国邻居的眼里，我们是可以上宣传画的模范移民家庭。这是他们亲口告诉我们的。我父亲有法律学位，母亲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医生，兄弟姐妹和我的成绩都很好，并总是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洛拉。洛拉是深入我们骨髓的一个秘密，也是我们身为哪种人和想成为哪种人的核心，至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在我母亲因白血病去世后，洛拉在年搬来西雅图以北的一个小镇，与我同住。我已经有一个家庭，一份事业，一幢在郊区的房子，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这下，我还得了一个奴隶。

在马尼拉的行李提取处，我拉开了我的行李箱，以确保洛拉的骨灰还在。走出机场大楼，我吸入那熟悉的气味：浓浓的废气和垃圾、海洋、甜蜜水果和汗水的混合物。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一个司机，一个中年男子，看起来脾气很好。他开着卡车，我们穿梭于拥挤的交通中。汽车、摩托车和吉普尼到处都是，这样的街景总是让我震惊。行人在这些机动车辆中和步行道上来回穿梭，像一条棕色的河流。街头摊贩赤着脚小跑在车旁，兜售香烟、止咳糖和一包包煮熟的花生。乞丐孩子将脸使劲贴在车窗上。司机和我前往的地方是洛拉人生故事的起点，在位于马尼拉以北的中部平原的打拉省，稻米之乡。这里是我雪茄不离嘴的外祖父，托马斯·亚孙逊陆军中尉的家乡。听长辈们说，托马斯中尉是一个令人惧怕，行为乖张，脾气阴暗的人。他拥有大量土地，却没有现钱，所以把他的情妇们都安排到自己田庄不同的宅子里。他的妻子生下我的母亲后就难产死了。我母亲是被一连串的“听指令的人”养大的。奴隶制度在菲律宾群岛有长久的历史。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岛民们会奴役其他岛民，通常是战俘、罪犯或债务人。高等奴隶可以拥有相对低等的奴隶，而这些相对低等的奴隶可以拥有最低等的奴隶。有些人当奴隶纯粹是为了活命：当奴隶做工，他们起码可以有希望交换到食物、住所和庇护。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到达后，他们奴役了岛民，又带来了非洲和印度的奴隶。西班牙皇室最终开始逐步废除在本国和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但是菲律宾的部分地区天高皇帝远，没有受影响。

蓄奴的陋习一直披着不同的伪装存在着，即使是在年美国控制了这些岛屿后依然如此。现如今，就算穷人也可以拥有“帮工”或者“家奴”；只要有人更穷，奴隶的来源取之不竭。在最多时，有三个家庭生活在托马斯中尉的地界上。年春天，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后，他把一个附近村庄的女孩带回家。她是托马斯中尉远房穷亲戚家的女儿，家里是种稻米的农民。托马斯很狡猾。他看到这个女孩身无分文，没有上过学，应该很容易控制。她父母想把她嫁给一个大她一倍的猪倌，她非常不乐意，却无处可去。托马斯给她开了个价：他可以管她吃住，只要她答应照顾他刚满12岁的女儿。这个女孩就是洛拉，她同意了，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把自己的一生卖了。“她是我给你的礼物，”托马斯中尉告诉我的母亲。“我不想要她，”我母亲说。虽然她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托马斯中尉离家去打日本人了，把我的母亲和洛拉一起留在乡下吱吱作响的房子里。

洛拉给我母亲吃喝，梳妆打扮。她们走路去集市时，洛拉会给我母亲打伞遮阳。晚上，当洛拉做完了别的家务：包括喂狗，扫地，将她在河边浣洗的衣服折叠好。她就会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为她打扇直到她入睡。

洛拉·普里多（时年18岁）来自于菲律宾农村的贫困家庭。作者的外公（右图）把她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女儿

抗日战争中的某一天，托马斯中尉回到家里，逮着了我母亲撒谎，事关一个她不该搭话的男孩。托马斯雷霆大发，命令我母亲“站到桌子旁边来”。母亲和洛拉一起胆战心惊地缩在一个角落。然后，我母亲颤抖地告诉托马斯，洛拉会代她受罚。洛拉看着我母亲，满眼乞求，然后她一言不发地走到餐桌旁，扒住桌沿。托马斯举起皮带，连抽了她12下，每抽一下喊一个字：“不，许，对，我，撒，谎！不，许，对，我，撒，谎！”洛拉自始至终未出一声。后来，我母亲每每讲到这个故事时，总是流露出因这件事的荒唐而产生的得意，她的语气似乎在说，“你能相信吗？我居然真的那样做了？”当我跟洛拉提到此事时，她问我母亲怎么说的。她专心地听着，眼睛盯着地板，在我说完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带着悲哀，只说了一句，“是的，就像你妈妈说的。”七年之后，年，母亲和我父亲结婚，并把洛拉带上，搬到了马尼拉。托马斯中尉长期以来一直被自己心中的邪魔困扰，年他把一颗口径为0.32的子弹打入了太阳穴。妈妈几乎从没谈起过此事。她的性格跟托马斯的一样，喜怒无常，皇上一样自傲，但表象下暗藏着脆弱。她把托马斯的教训铭刻在心，包括如何做好一个乡下女奴隶主：你必须维持并充分展现你作为发号施令者的地位。你必须让那些比你低下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既为了他们好也为家庭的利益。他们可能会哭泣，抱怨，但他们的灵魂会感谢你。他们会因为你帮助他们按上帝的旨意生活而爱你。

洛拉27岁时与作者的哥哥亚瑟，前往美国之前

年，我哥哥亚瑟出生了。我是老二，之后又很快添了三个弟弟妹妹。我父母要求洛拉对这几个孩子像对他们一样全身心投入。在我父母上学去为高等学位奋斗时，洛拉照看着我们。我父母毕业后，加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大军。再后来，好运突然降临：父亲在外交部找到了商业分析师的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这个职位在美国。那里是他们从小梦想的地方。爸爸按规定，可以带着他的家人和一个家佣去美国。我父母琢磨着他们两人都必须工作，正需要洛拉来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母亲把决定告诉了洛拉，但洛拉没有立即接受，使母亲非常恼火。好多年后，洛拉告诉我她当时非常害怕。“那地方太远了，”她说，“说不定你的爸妈再也不会放我回老家。”最后说服洛拉的是我父亲给她的承诺。他告诉洛拉，一旦他和妈妈经济好转，他们会给她一份“津贴”。洛拉可以寄钱给她的爸妈以及她在村里的所有亲戚。她父母住在一个泥巴地板的小屋里，洛拉可以帮他们造一座混凝土房子，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们年5月12日到达洛杉矶，所有的财产都装在拿绳子捆绑住的纸箱子里。那一年，洛拉已经陪伴我母亲21年了。在许多方面她更像我父母。我醒来，第一个迎接我的是她，我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她。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远在我学会说“妈妈”或“爸爸”之前，我就含糊地说出了洛拉的名字（我起先把她的名字发成“哦啊”）。幼儿的我，除非洛拉抱着我，或者在我附近，我才肯去睡觉。到达美国时我才4岁。我当时太小，不会质疑洛拉在家里的地位。但随着我们兄妹在太平洋这边长大，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改变。这种越过海洋的飞跃带来的意识上的飞跃，却是我父母不能也不肯做出的。

洛拉从未拿到过我父母承诺给她的工钱。我们来美国几年后，她委婉地试探我父母的口风。她说她母亲生了病（我后来知道得的是痢疾），她的家人没钱去买药。她问我的父母：“可以吗？”妈妈长叹一声。爸爸则用塔加拉族语回答：“你怎么还好意思提？你也知道我们多拮据，你好意思吗？”为了搬来美国，我父母借了钱。为了留在美国，他们又借了更多的钱。我的父亲从洛杉矶的菲律宾总领馆调到了西雅图的菲律宾领事馆。他每年的工资是美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先是清洗拖车，后来又帮人收债。妈妈则在好几家医学实验室里做技工。我们基本见不到他们的人影，就算难得有机会见到了他们，他们也都是疲惫不堪，情绪暴躁。妈妈回到家，会因为洛拉把房子打扫得不够干净，或是忘记取邮件，而责骂她。“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我回来前信件就要取回家？”她会用塔加拉族语恶狠狠地骂：“这么简单的事！白痴都记得住。”然后父亲回到家，会接着骂。当我父亲提高嗓门时，家里所有人都会畏畏缩缩。有时候我的父母会一起上阵责骂洛拉，直到把她骂哭为止，似乎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年幼的我非常不解：我的父母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好，我们也爱他们。但是他们前一秒钟还对我们充满慈爱，一转眼却对洛拉恶言相向。我11、2岁时才开始能够看清洛拉的处境。大我8岁的亚瑟对此耿耿于怀已经很久了。他让我认识到洛拉的地位就是一个奴隶。在此之前，我还以为洛拉只是我们家庭中比较倒霉的一个。虽然我很讨厌我的父母对洛拉大吼大叫，但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父母，还有他们对于洛拉的安排，是如此的不道德。

左图：洛拉带大了作者（左）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一段时间经常是家里唯一的成年人

右图：作者（左起第二）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洛拉，抵美五年之后

亚瑟说总结了洛拉的处境：免费劳力，终日辛劳，稍微多坐一会或者早睡一点就会被大骂，只要顶嘴就会被责打，穿别人不穿的衣服，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残羹冷炙。从不出门，除了我们家的人以外，没有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无论是在我们住过的哪个房子里，她睡觉的地方要么是沙发，要么是储藏间，要么是我妹妹卧室的小角落。她经常睡在衣服堆里。有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发现我9岁的妹妹琳没有吃晚饭，他朝洛拉大吼，骂她懒。“我尽力想让她吃饭了，”洛拉在父亲愤怒的目光下辩解道。她这句微弱的辩解让父亲更加光火，冲着洛拉打了一拳，击中了她肩膀下面。洛拉跑了出去，我听到她像动物一般撕心裂肺的哀嚎。“琳说她不饿，”我说。我的父母转过头来看我，好像震惊到了。我感觉到我的脸在抽动，通常这之后我就会哭起来，但这次我没哭。母亲的眼里阴云密布，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眼神。难道是嫉妒吗？“你是在帮洛拉说话？”父亲说，“你竟敢这么做？”“琳说她不饿，”我重复了一遍，几乎像在耳语。

我当时13岁，这是我头一次试着站出来，为这个一直在照顾我的女人说话。我小时候，她哼唱着塔加拉族歌谣哄我睡觉。等我长大一些了，她给我穿衣，给我做饭，早晨送我上学，下午接我回家。有一次，我病了很久，虚弱得没有力气吃饭，她帮我把食物嚼烂，分成小块送到我嘴边让我咽下去。有年夏天，我的两条腿都绑了石膏，她用毛巾给我擦身子，半夜里给我拿药，帮我熬过了几个月的康复期。在康复期间我一直情绪暴躁，但她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失去耐心，从来没有。现在，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哀嚎，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在菲律宾老家时，我的父母感觉没必要遮掩他们对待洛拉的方式。到了美国，他们对洛拉的方式更加恶劣，但想方设法隐瞒这一切。有人做客时，我的父母尽量忽略洛拉的存在；如果有人问起来，就撒个谎然后迅速转移话题。我们在西雅图北城住了5年，从邻居那里，我们了解到了芥末酱、钓鲑鱼、修草坪这些玩意。我们还学会了在电视上看橄榄球赛，并在看球赛时大喊大叫。洛拉在我们看球时会端出食物和饮料，在我父母微笑着对她说谢谢后迅速消失。“你们藏在厨房里的那位小女士是谁啊？”邻居有一次问道。“老家来的亲戚，”父亲回答，“腼腆得很。”我当时最好的朋友比利，并不相信我父母所说的。比利经常在我家待着，所以有机会窥见我们家的秘密。有一次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大喊大叫，他听到后一头闯进厨房去一探究竟，看到我妈妈气得满脸通红，对洛拉怒目相视，而洛拉则在墙角吓得发抖。我在比利后面几秒后赶到。比利脸上的表情夹杂着尴尬和困惑。我摆摆手，叫他把这些都忘掉。我觉得比利很同情洛拉。他经常对洛拉的厨艺大加赞赏，逗洛拉笑，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开心。他在我家过夜时，洛拉会做比利最爱吃的菲律宾腌牛肉盖饭。洛拉最擅长通过饭菜来表达她的情感，做饭就是她无声的语言。从她的饭菜里我能够吃出来，她只是想把我们喂饱，还是想表达她对我们的爱意。我有一次把洛拉称做远房阿姨，比利提醒我，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他说她是我的祖母。“这个，她算是两个都是吧。”故弄玄虚道。“她为什么一直在干活？”“她喜欢干活。”我说。“那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她听力不是很好……”如果我说出真相，就会暴露了我们全家人。我们已经在美国生活10年了，不断学习这里的道德标准，习俗，还有生存规则，不断努力融入这片新的土地。但是拥有一个奴隶与美国格格不入。拥有一个奴隶让我深切怀疑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到底来自怎样的地方，我们到底够不够格被接纳。我为此感到羞耻，包括我在这件事上不加阻止的做法。我难道不是也吃了她做的饭，穿了她洗完熨好挂在衣橱里的衣服？但是如果失去她，对我的生活的打击又太大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必须把洛拉当作秘密藏起来：洛拉的旅行文件在她抵达美国5年后，也就是年就过期了。她的护照是一种跟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挂钩的特别护照。

在一连串和上级的争执与不睦后，父亲辞去了领事馆的工作，并且宣布他打算留在美国。他为自己的家人申请了永久居留权，但洛拉不符合申请标准。按理他应该把洛拉送回菲律宾。

年，洛拉51岁时。她的母亲在几年之前去世；她的父亲几年之后去世。这两次她都急切地想回家

洛拉的母亲在年去世；她的父亲在年离世。洛拉两次都急切地想要回家，但是我的父母两次都说“对不起”。没有钱，没有时间。孩子们需要她。我父母后来告诉我，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自己担心害怕。他们怕如果洛拉试图离境，政府肯定会查出她的非法身份，然后我的父母就会因此惹上麻烦，甚至有可能被遣返。他们不能冒这个险。洛拉父母去世后的几个月里，洛拉都郁郁寡欢，闷不做声。我的父母辱骂她时，她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但父母并没有因此少辱骂她。洛拉闷头干活，一声不吭。

我父亲辞职之后，我们家陷入了混乱。钱变紧张了，父母也开始吵架。我们一再地搬家——从西雅图到檀香山，再回到西雅图，然后是东南布朗克斯，最终搬到了俄勒冈州的乌马提拉，这是一个长途货车歇脚补给的小镇，只有户居民。在这段搬来搬去的日子里，妈妈经常日夜工作，开始是实习医生，后来做住院医，而爸爸时常几天消失不见，干着一些零工并且和女人鬼混。有一次，他回家告诉我们他玩21点时输掉了我们崭新的客货两用轿车。那时经常一连好多天，洛拉是家里唯一的成年人。她非常了解我们的生活细节，而我父母从来没有心力来关心这些琐事。我们邀请朋友到家里来，她听我们谈论学校、女孩子、男孩子以及各种我们脑子里蹦出来的东西。仅仅凭着她无意中听到的对话，洛拉能列出我从六年级到高中喜欢过的每个女孩的名字。我15岁时，爸爸永远离开了家。当时我还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我的爸爸丢下了我们这些孩子，在25年的婚姻之后抛弃了妈妈。妈妈直到一年之后才拿到行医执照，而她的专业内科也挣不了多少钱。爸爸从没给过抚养费，所以钱一直都很紧张。我妈妈白天能够打起精神去上班，但到了晚上常常陷入自怨和绝望中不能自拔。洛拉成了那段时间她的主要精神支柱和安慰来源。当妈妈因为琐事责骂洛拉时，洛拉对她却更照料入微，给她做她最喜欢的饭菜，特别仔细地清理她的卧室。我常常在深夜发现她俩坐在厨房台子边上，抱怨爸爸，发泄她们的不满，有时候一起坏笑，有时候对他的劣迹两个人都怒不可遏。她们很少注意到孩子们的来来往往。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妈妈的抽泣，我赶到客厅看到她瘫软在洛拉的臂膀中。洛拉轻声安慰她，就像她在我和我兄弟姐妹年幼时那样。我呆了一会儿就回房间了，既为妈妈担心害怕，也对洛拉肃然起敬。

父母分开几年之后，我母亲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伊凡的克罗地亚移民，她再婚了。她要求洛拉对她的新任丈夫也同样忠诚。伊凡高中都没有毕业，结过四次婚，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赌徒，很享受我母亲的供养和洛拉的照顾。伊凡的出现让我看到了洛拉身上我从未见识过的一面。伊凡和我母亲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稳定，钱是他们两人最大的矛盾，尤其是他乱花我母亲挣来的钱。有一次他们吵架，我妈妈在哭泣，伊凡在吼叫，洛拉走了过去，站在他们俩中间。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伊凡，严肃地叫他的名字。他看了一眼洛拉，眨眨眼坐下了。我妹妹和我震服得五体投地。伊凡是个大约磅的大块头，说起话来墙壁都会随着他的声音而颤抖。洛拉一声就让他规矩了。这样的事情我还见过好几次。不过，大多数时候，洛拉还是伺候着伊凡，从来不去问为什么，就像妈妈要求她的那样。看着洛拉顺服地委身人下，让我很难受，尤其是像伊凡这样的人。不过让我和妈妈彻底闹翻的却是件琐事。年代末，洛拉的牙齿开始松动脱落，我妈妈说她装病。其实洛拉已经有几个月都在说自己的嘴疼了。我说洛拉需要去看牙医。她已经50多岁了，但从来没有看过牙医。我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读大学，经常回家，每次回家我都会提出带洛拉去看牙医。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洛拉每天都吃阿司匹林止痛，她的牙看上去就像是倒塌的巨石阵。一天晚上，当我看到她用还残存几颗好牙嚼面包的时候，我爆发了。妈妈和我吵到深夜，两人说到动情处都掉了泪。她说她过够了这种呕心沥血工作养家的日子，也受够了她的子女每次有矛盾都站在洛拉一边，她说她从开始就不想要洛拉，为什么我们不带走这个该死的洛拉，她对天发誓说，她真希望从来没生下我这样傲慢的，假装高尚的伪君子。我仔细琢磨她的话。然后我开始回击她，说她自己更应该知道什么是虚情假意，她一生都摘不下脸上的面具。如果她能别再自怜自艾，哪怕就一分钟，她就能够看到洛拉根本都无法吃东西了，因为她的牙齿一颗一颗地烂掉了。难道她就不能把洛拉当人看，而不只是一个伺候自己的奴隶？“奴隶，”妈妈说，掂量着这个词。“一个奴隶？”那天晚上的争吵以此告终：妈妈声称我永远不可能理解她和洛拉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她的声音是如此的低沉沙哑，饱含痛苦，即使是在多年之后我回想起来，仍然像是被人在心口打了一拳。憎恨自己的母亲是很可悲的事情，而那天晚上，我对我母亲真是恨。她的眼神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她也恨我。这场争吵让我妈妈更加确认洛拉把她的孩子都偷走了，并由此产生了极端的的恐惧，她开始报复洛拉。妈妈变本加厉地使唤她。跟洛拉说：“我想你现在高兴了吧，你的孩子憎恨我。”她希望用这样的话来折磨洛拉。当我们帮洛拉做点家务活的时候，妈妈就会怒火中烧。“你现在睡觉去吧，洛拉，”她讽刺地说，“你太辛苦了。你的孩子担心你了。”之后她会把洛拉叫到卧室谈话，然后洛拉会肿着眼睛出来。洛拉终于忍不住了，求我们不要再帮她了。

“你为什么要留在这儿？”我们问。“谁来做饭？”她说。我觉得她是在说，谁会做那些所有的需要人做的事情？谁来照顾我们？谁来照顾妈妈？另一次我们又问她，她回答说：“我能去哪里？”这让我觉得是更接近真实情况的回答。我们一阵狂跑来到美国试图立足，等我们能喘口气的时候，十年都过去了。一转身，另一个十年又快过完了。洛拉的头发变灰白了。她听说家乡的亲戚因为没能收到她答应寄回去的钱，而疑惑她遭遇了什么。她觉得没脸回家。她在美国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法四处走动。电话让她迷惑。任何机械的东西，比如自动取款机，对讲系统，自动售货机，任何带键盘的东西，都让她不知所措。面对讲话快的人，她会张口结舌，她自己磕磕巴巴的英语也让对方听不懂。没人帮忙的话，她不会预约时间，安排旅行，填表，或者订餐。我给洛拉办了一张连到我的银行帐号的自动取款卡，教她如何使用。第一次她成功了，但第二次用时她却慌乱了，以后她再没试过。她还是把卡留着，当作是我给她的礼物。我也试着教她开车。她摆手表示不愿意，但我抱起她，把她搁在了驾驶座上，我们两人都笑了。我花了二十分钟给她讲解各种操控装置。她的眼神从兴致勃勃变成了恐惧。然后我转动钥匙点火，仪表盘亮起来，还没来得及说下一句话，她已经下车回到了屋里。我后来又尝试了几次都无功而返。我本以为学会开车能够改变她的生活。她可以去她想去的地方。在妈妈让她再无法忍受时，她可以自己开车走，永远离开。

我拿出地图，查出我们要去的玛雅托村的路线。窗外远处，微小的人影勾着腰，像许多折弯的钉子。人们在以几千年亘古不变的方式收割稻子。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我敲了敲塑料盒，后悔没买一个真正的瓮，瓷的或红木做的那种。洛拉家乡的亲人会怎么想？不过，她的亲人也已所剩无几了。她的同胞手足中只有一个还在此地：我听说她的记忆力已经很差了。她的亲戚说，每听人提起洛拉的名字，她都会失声痛哭，然后很快就忘了为什么。

洛拉和作者在年。作者与洛拉的姐姐格雷戈莉

之前我已经和洛拉的一位侄女联系上了。她对这天的安排是：我到达后，先举行一个低调的悼念仪式，然后做祷告，随之在公墓将骨灰下葬。洛拉去世已经5年了，我却还没和她做过最后的告别，但我知道这一刻即将到来。一整天我都感到极度的悲伤，但我竭力忍着，不愿当着别人的面哭出来。我为我家对待洛拉的方式而羞愧，为她在玛雅托的亲戚会如何待我而紧张，但我感受更多的是，因为失去她而带来的可怕的沉重，仿佛她的死只是昨天刚发生的事。

我在妈妈的葬礼上致了悼词，讲的都是真心话。我讲到她勇敢而充满生气；她有过不幸的经历，但她尽力了；她高兴起来光彩夺目；她疼爱孩子，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家。我讲到我希望能再感谢她一次；我们都爱她。我没有谈及洛拉。就像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当我跟妈妈相处时，我从脑子里选择性地屏蔽了洛拉。爱我的母亲，需要动一种心理手术。保持我们的母子亲情非此不可，而母子亲情是我所想要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她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之后。糖尿病、乳腺癌、急性骨髓白血病，在血液和骨髓中快速生长的癌症。我的母亲仿佛在一夜之间衰弱了下来。那次大吵之后，我尽量避免回家，23岁时我搬到了西雅图。当我偶尔回家探望时，我看到了一个变化。妈妈还是妈妈，但不像以前那样无情。她给洛拉做了一套上好的假牙，让她有自己的卧室。当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着手改变洛拉的非法移民身份时，我妈妈也很合作。里根总统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法令，使数百万非法移民有资格获得大赦。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在年10月，在我母亲被诊断为白血病四个月后，洛拉成为了公民。那之后妈妈又活了一年。那段时间里，妈妈和伊凡常一起去俄勒冈州海岸的林肯市旅游，有时会带上洛拉。洛拉很喜欢大海。在海的另一边是她梦想着要回去的故乡岛屿。对洛拉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妈妈在她身边轻松愉快更使她高兴的了。只需在海边与我妈妈一起享受一个下午，或是厨房里跟她花一刻钟忆旧，洛拉似乎就忘记了多年的折磨。我却不那么容易忘记。但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妈妈。她去世之前给了我她的日记，有整整两大箱。

当她睡着的时候，我在离她几英尺远的地方翻阅这些日记，从中瞥见了一些她生活中我多年来一直拒绝承认的方面。她上医学院时，还很少有女性学医。她来到美国，为获得作为一名女性和一名移民医师应得的尊重而奋斗。她在培训中心工作了20年。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照顾弱势人群。他们崇拜她。女同事成了她亲密的朋友。她们在一起做女孩子那些傻傻的事——买鞋啊，在彼此的家里开盛装的派对啊，交换阴茎形的肥皂和半裸男人日历，在一起开心地忘情大笑。他们的派对照片提醒我，妈妈除了家庭和洛拉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和身份。这其实是当然的事。妈妈非常详细地写到她的每个孩子，以及她某日对我们的某种感受，或骄傲或爱或怨恨。大量的篇幅花在她的两任丈夫身上，试图在她自己的故事里把他们作为复杂的角色来把握。对她而言，我们都是重要的人，而洛拉却是个附属品。当洛拉偶尔被提及时，她只是别人故事中的小角色。“洛拉今天早上送我心爱的亚历克斯到他的新学校。我希望他能尽快结交新朋友，不再因为搬家而如此难过……”在这篇大约两页关于我的日记中，再没提到洛拉。妈妈去世的前一天，一位天主教牧师来到家里做临终圣事。洛拉坐在我母亲的床边，拿着一个杯子和吸管，准备递到妈妈嘴边。这些日子，她对我母亲格外